贝格富新民艺评丨东方诗意与西方理性——看《狂野时代》《疯狂动物城2》的微妙互文

秋意愈浓，两部气质迥异的电影恰在此时平分秋色：一边是毕赣高度个人化的作者电影《狂野时代》贝格富，是潮湿、稠密的南方记忆和崎岖的意识迷宫；另一边则是迪士尼为全球观众设计的工业化动画作品《疯狂动物城2》，以其一贯的光明与高效，讲述着通俗寓言。

这两部电影，乍看之下，一隅于东方诗意自由的心灵跋涉，一隅于西方理性策划的城市巡游……前者几乎不关心事件，后者高度依赖情节，两者并置，却令人有机会透过大相径庭的叙事表象，去探寻精神世界中关于“时间、身份与秩序”的深层关联——在当下时代，人如何确认自身所处的现实，并在其中安放自己？

如果说毕赣的前作《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已将“梦境”作为重要的叙事结构，《狂野时代》则是对这种结构的进一步探索，将记忆和时间的消逝感推向极致。

所谓“狂野”并非外放的激情，而是内敛的、对既定时间秩序的颠覆。毕赣的电影是反叙事的，他的电影往往没有明确的线性目标，时间仿佛失去了刻度。影片中大量的长镜头着重在持续性的心理状态：失重、游移、迟疑、回望。人物生活在现实之中，却又与现实之间有着若有似无的隔膜。他们似乎始终在追索什么，却从未真正抵达——抵达爱、抵达过去，也并未抵达自我。

《疯狂动物城2》则贯彻了迪士尼向来的“目标导向”和“社会议题”。本片延续了前作塑造的动物社会图景，将重心推进到更复杂和宏大的现实寓言，其主题仍是颇套路的“重建与和解”。

尽管两部电影在美学上南辕北辙，但在更深层的精神层面贝格富，就会发现二者皆在省思“秩序”，只是方式截然不同。

毕赣向内，他通过非线性的时间结构瓦解了客观秩序。电影想要创造出独特的诗意自由，这是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掌控为代价的。主人公试图在梦境的碎片中寻找一个足以安放自我的精神居所。迪士尼向外，《疯狂动物城2》虽设定在理想国，但其核心冲突恰恰是表象秩序与内在偏见之间的矛盾。影片承认了法律、城市规划等的不完善，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个体的主观努力和道德觉醒，来优化和重构外部的社会空间秩序。

两部影片构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而差异表象下的一致命题也包括了对于当下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

毕赣电影中的角色，其身份往往是模糊的、多重的、可替换的。他追寻的旧情人、旧记忆，实际上是在追寻一个被时间抹去的、更纯粹的自我，试图挣脱现有的被定义的社会身份标签，回到一个无名的状态。《疯狂动物城2》的主角，其焦虑源于社会对个体身份的刻板印象：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都必须克服成见。他们的目标是重建身份——通过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可以超越预设。

从影像的语言看，毕赣大量使用长镜头和非线性剪辑，令个体生命的节奏在巨大的历史事件面前失序，这是一种反效率的美学；而迪士尼则采用效率至上的美学，以快速剪辑和三幕结构，推动情节发展。这两部影片替人们做着某种尝试：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快速的当下，我们需要毕赣式的非理性漫游，回溯本心解放自我；也需要迪士尼式的推进，积极致力“更和谐、更有序”……

原标题：《新民艺评丨东方诗意与西方理性——看《狂野时代》《疯狂动物城2》的微妙互文》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沈毓烨

本文作者：卜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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